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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第904期,2019年6月24日
“尽管受到美国的压制,华为员工目前还是非常兴奋。它越危险,华为员工的凝聚力就越强。”5月27日,华为董事兼战略研究所所长徐文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独家采访时表示。
徐文伟是华为的“老手”。自1991年任郑飞从港资企业“挖”到华为以来,他在华为工作了28年。多年来,徐文伟一直负责芯片、整体技术、战略规划和前期研究部门,并担任华为国际产品营销、欧洲地区、战略与营销、销售与服务、地区联席会议主席、bg企业业务首席执行官、战略营销和irb总监。
在华为被美国政府“禁止”的风暴中,海斯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2004年,华为公司成立,当时徐文伟是公司的创始总裁。
现在回头看,被称为“备胎”的海狮公司的成立,无疑是很有前瞻性的。谈到前瞻性,华为去年年底的举措之一也是着眼于未来:去年年底,华为悄悄成立了一个神秘机构——华为战略研究所。
“对战略研究所来说,最重要的是展望未来,并在未来5-10年内在技术领域为华为树立清晰的路标。展望未来,确保华为不会迷失方向,错失机遇。同时,打造颠覆主渠道的技术和业务模式,确保华为主渠道的持续竞争力。”徐文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独家采访时透露。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去年华为在R&D的投资占公司收入的15%,相当于中国在R&D投资的4.5%~5%,产生的专利数量占中国的10%。截至去年,华为拥有5405项专利,R&D投资的绝对值位列全球前五名。“由于在研发方面的巨额投资,我们的产品将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我们的许多技术将远远领先于该行业。”
“我们仍将采用大量第三方产品。”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担任过海斯总统。你能介绍一下海斯的“备用轮胎”计划吗?
徐文伟:备胎计划实际上是一个战略突破。它真正开始实施是在七八年前,甚至十年前。当时,这不是所谓的备胎计划,而是所谓的战略研究。事实上,一些核心技术已经提前解决了。
中国新闻周刊:华为芯片将来会完全自给自足吗?
徐文伟:虽然我们可以自己制造一些芯片,但我们仍然会使用大量来自第三方的芯片,包括美国。至于手机芯片,我们有麒麟芯片,但我们也使用高通芯片来维持产业链的平衡。不能与世界隔绝,应该融入世界。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将对华为产生什么影响?
徐文伟:可以说,美国的这一举动给行业带来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本来,全球化应该是你们中的一个,我中的一个,你们中的一个,合作和分工。中国和美国的做法在长期竞争中自然形成了良好的生态和分工。
在美国没有理由停止供应之后,它不仅迫使中国,而且还迫使其他国家考虑供应安全问题,这促使大家更加关注产业链的健康和安全。
"目前的瓶颈主要是基础理论缺乏新的突破."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我们要建立一个战略研究所?
徐文伟:华为30多年的快速发展,应该说是基于现有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发明的创新的成功;最重要的是基于客户需求的解决方案创新、工程创新和技术创新;事实上,它是在现有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发明的基础上的解决方案和工作的创新。
但是当我们面临一些瓶颈时:第一,基础理论没有新的突破。例如,香农定律是70年前发表的。在5g时代,它几乎达到了香农定律的极限。
第二,工程瓶颈:摩尔定律推动了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过去,cpu的性能每年提高1.5倍,但现在只能达到1.1倍。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行业面临着一个挑战:如果基础理论没有突破,ict行业该何去何从?
第三,基础技术没有新发明。创新和发明是完全不同的词。发明是从0到1,创新已经是1,然后到N,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目前的创新实际上是在现有基础上的改进和创新,但没有新的发明,也没有基础技术的发明。因此,我们信通技术行业的下一步发展将是有限的。
就华为自身而言,任总裁在2017年指出,华为目前的创新仍处于工程数学和物理算法的工程层面,展望未来和华为都是迷茫的。接下来,华为将如何突破这些瓶颈?现阶段,由于我们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发现前沿比较混乱,这意味着我们将从创新转向发明,去年成立的战略研究所具体负责规划和协调公司的基础工作,规划公司未来5-10年的技术研究,即从创新1.0到创新2.0,更加注重基础技术和理论突破的研究和发明。也就是说,从最初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工程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创新,到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基础技术的发明,需要很长的时间。
中国新闻周刊:战略研究所如何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和技术发明?
徐文伟:基础理论研究和技术发明的核心是与大学合作,因为大学应该走在前列。企业和大学实际上是一种互补关系,一个双向能量交换的过程,企业能做什么,他们面临什么世界级的问题。我们非常清楚,但大学不一定非常清楚,因此我们将与大学分享这些世界级的问题以及行业和公司面临的挑战。我们给大学提供一些长期研究经费。
基础技术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核心是在大学或科学院的实验室。毕竟,企业以商业成功为导向。为什么包括一些大公司在内的许多外国公司落后了?因为很多都是上市公司,他们追求短期行为。
从历史上看,贝尔实验室为人类社会通信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因为贝尔实验室属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国家运营商,大量的利润被投资到贝尔实验室。因此,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聘请了顶尖和最优秀的科学家进行研究,但业务回报评估指标很少,因此可以“坐十年板凳”,专注于不受当前投入产出回报影响的研究,这产生了大量基础技术发明,为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随着贝尔实验室成为一家企业,它开始追求投入产出比和短期商业成功,从而减少了对基础技术研究的投资。这也是整个行业面临的一个问题。
华为已经达到领先地位。如果我们不在这个领域做出贡献和领导,整个行业的未来发展都会受到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华为与高校的合作是如何进行的?
徐文伟:目前,我们已经与世界上数百所大学进行了合作。华为与大学的合作由来已久。过去主要是短期合作,现在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长期合作。中短期合作将在三、五年内产生成果,但现在战略研究所正着眼于未来五到十年,为人类社会进行一些前沿探索。
与大学的合作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我们的方鼎基金帮助顶尖大学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顶尖专家。在这个选拔过程中不需要资历。有些人可能已经出名了,但我更喜欢那些没有出名、有很大潜力、在某个领域是顶尖的年轻人才。我们可以把他们介绍给中国。这是一个模型。
第二,在研究方面,主要是在未来的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华为为大学提供研究经费,对我们和大学都感兴趣的内容进行研究。
第三,直接项目合作。由于有一些关键技术需要同时克服和商业化,我们将起草一份商业研究合同,并提出具体的交付要求,例如,在两年内实现技术突破。
有些科研项目是探索性的,我们合作时没有具体的交付要求。我们只需要在某个领域探索。有可能发一篇文章,有可能说,经过探索,我们发现这条路是无法逾越的,甚至在做了几年之后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也是结果,因为整个发现和探索也是一个反复试验的过程。华为不需要著作权或专利权,只想为整个行业和全人类创造共同的价值。
正因为如此,我们提出了创新2.0的核心理念,即“开放创新、包容性发展”。开放创新意味着共享能力,利用全球资源,包括大学和华为的资源,以及召集科学家和其他合作伙伴一起研究。我们认为封闭不能创新,因为最终,这个行业必须成为全球统一的标准或统一的趋势。包容性发展意味着共享成果,也就是说,创新或研究成果为全人类和全社会所共享。
事实上,我们也从中受益。虽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一旦突破,将意味着我们行业更大的发展机遇。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华为将把部分利润投资于基础研究。它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徐文伟:我不认为有太明确的期望。如果你必须有期望,那就是对未来的探索,它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或者如果这条路无法逾越,我们应该探索另一条路,所以追求的期望是不要迷失方向。
第二,不要错过机会。整个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蓬勃发展,有许多成功的商业机会。结果,方向错了,机会错过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对于战略研究所来说,首先,公司没有针对我们的指标,也无法对我们进行评估。如果一个指标是必要的,那么它就是一个软指标,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迷失方向,错过机会,我们的评价不应该是短期的评价,而是历史的评价。
“它必须是一个全球统一的标准,不能仅仅成为一个中国标准。”
《中国新闻周刊》:总结华为在过去30年中的创新。
徐文伟:过去30年来,华为主要根据客户需求,在解决方案和技术方面进行了创新。许多人,尤其是外国公司,认为华为是从一开始就跟随别人创立的,甚至说我们抄袭了别人。但事实上,华为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是一家非常注重创新的公司。
当我1991年加入公司时,公司决定在开发部门只有几个人的时候进行自己的转换。那时,没有技术,没有人才,也没有钱。在这种情况下,从最简单的思维逻辑开始,我们认为交换机是拨打一个号码,然后接收并连接它,然后对方打电话的过程,这是如此简单的逻辑。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采用了最先进的电子技术、最先进的cpu、最先进的C语言、最先进的集成电路,即最新的ict技术,并进行创新。这是一种技术创新。
另一个例子是解决方案的创新。最典型的例子是,当华为在2005年打开欧洲市场时,我当时是欧洲地区的总裁。欧洲大市场的传统无线设备在计算机房里有一个大柜子,放在计算机房里,然后在屋顶加一根粗电缆,再加一根天线。然而,在欧洲,整个市场已经被爱立信、诺基亚和阿尔卡特占据,因此很难接受一个新的制造商,因为欧洲的许多古建筑都没有计算机房。所以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把基站分成一个小盒子,用光纤把它直接连接到屋顶上,在屋顶上放一个放大器,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原来的集成基站分散开来。这样,体积小,成本降低,性能提高。该计划帮助运营商降低30%的成本。
中国新闻周刊:华为是否强调开放创新,这意味着遵循不同的标准?
徐文伟:要发展一个大产业,我们首先必须有一个全球标准。虽然我们强调创新,但最重要的是强调开放创新。它必须是一个全球统一的标准,不能仅仅成为一个中国标准。
然而,通过与其他公司的合作和与大学的联合研究,我们可以创新自己的技术和解决方案,从而成为行业标准。基于这一创意,华为一直引领着通信行业的发展方向。但是现在,我们遇到了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的瓶颈,所以我们提出从创新1.0向创新2.0推进。
标题:任正非曾在2017年提出华为处于迷航 要从创新变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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