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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情怀与文学境界 ——法布尔和他的《昆虫记》 2007-12-19 王光 “虫子总是在最不拘泥真实的民间传说中占有一席位置,所以昆虫始终特别能吸引我们。”这是《昆虫记》作者法布尔110年前说过的话。如今读过《昆虫记》的人们有了新说法:虫子是在最恪守真实的法布尔笔下出现,结果昆虫竟也能如此吸引我们。
然而,《昆虫记》十大卷,不是一部任何人都写得出来的精彩巨著。即使是法布尔本人,在完成《昆虫记》写作之前,也必需完成确立价值观的艰苦历程。事实表明,法布尔起码要确立两种价值观,一是人生观,二是科学观。
法布尔一生度过92个春秋。前半生不辞辛苦、不遗余力地奋斗,想争取到较优越的职位,为家人谋得像样的生活。他做了11年小学教师,12年中学教师,又花5年时间专门从事中小学教课书和科普读物撰稿人从业,以辛苦所得养活7口之家。可实际上,日子依然清贫,只因为他还要下狠心攒一小笔不是用于改善生活的钱。他向自己提着这样一个问题:“只为活命,吃苦是否值得?”这是他在向自我发起挑战:应该把所有心血与精力都仅仅消耗在不断改善生存状况上吗?生命历程刚好过半,他决策远离城市生活,用积攒下的钱在乡间购置一处旧宅,改造成自己的昆虫学实验基地。法布尔的行动已经表明,他认为除了要活命,还要做一番事业,对这个世界能有所贡献。正是因为确立了不能只为活命而奋斗的人生观,他的后半生做出了超凡脱俗的成就。
鉴定自然学(常译作“博物学”)的成果,通常需要展示看得见的实物。因为此在昆虫学行业,特定气候带或地区的系统昆虫标本,亚种、新种昆虫实物,昆虫器官解剖结构图等等,诸如此类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容易鉴定,其价值也相应容易得到承认。法布尔迁居荒郊野外,从事的首要是连续不断的活态注意。当时欧洲的科研条件远不如今天优越,没有因特网传送图像,没有录像机,利用刚诞生不久的简单照相机不仅难以记录动物的行为过程,而且日复一日拍照的庞大经费根本无法保障。法布尔的注意成果只能依赖文案来记录,但仅有文案其可靠度又容易受到质疑。明知如此,他还是要一再开展既定方向上的研究。他在《荒石园》一文中强调这项从业的意义:“通过实验,划清智力与本能之间的界线;以事实为依据,以动物学系列为参照,从而见出人类理性思维是不是一种不会退化的功能。”法布尔认知到,动物的本能必需通过自身行为表现出来,而动物行为的研究则只有通过持续跟踪注意来实现。尽管持之以恒的注意、记录成果容易被忽视或漠视,但对于科学探索事业来说,一再这一工作思路是非常有意义的。如今一再常年野外追踪注意的动物学家多起来了,他们的首要记录手段已经变成了摄像机。
克服了“只为活命”的人生价值观,法布尔得以全身心献身于科学事业。克服了“费工费时却不易得到评价”的顾虑,法布尔得以一再不懈地开展自然环境条件下的活态注意。正是靠着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韧不拔的跟踪注意,法布尔深入到昆虫世界最细微行业,积累了通常人难以想象的丰富材料。经过十五六年的专门准备,他在不中断昆虫学研究的并且,开始下手撰写《昆虫记》第一卷。第一卷于1879年问世后,他继续一边从事研究,一边撰写《昆虫记》。1907年第十卷问世时,他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依然一再不懈地注意研究,并有心把新成果续写成《昆虫记》第十一卷,终因年老体衰而未能如愿。
法布尔所处的时代,正值势不可当的拉马克-达尔文-魏斯曼生物学时代,又恰逢登峰造极的雨果-巴尔扎克-左拉文学时代。然而,没有哪位昆虫学家具备如此高明的文学才能,没有哪位文学家具备如此博大精深的昆虫学造诣。《昆虫记》完成不到一半的时候,研究活态昆虫的法布尔就已被人称为难以效仿的“注意家”了;《昆虫记》最后几卷陆续问世后,欧洲人已承认他是了不起的“昆虫学家”;他去世后不久,人们以“法国昆虫学家、作家”为称号,将他载入名人录;到他离开人间半个多世纪的时候,世界一流的百科全书正式称之为“杰出的作家、昆虫学家”。
《昆虫记》被写成了怎样一部巨著?
先看书名。中文书名用“昆虫记”三个字,是中国人按日本人译法学来的,久而久之,约定俗成。要传达原著书名的本意,最简单的办法是加上一个字,使用“昆虫学记”四字即可。更准确些的译法,可作“昆虫学忆札”。《昆虫学忆札》或《昆虫学记》这样的书名,本身带有传记体色彩。原著书名还有一个副标题:有关昆虫本能及习惯的研究。副标题采用了动物学术语,显示此书的学术要点指向本能与习惯问题。昆虫的“本能”与“习俗”,属于生命规律的范畴,具有“动物哲学”意味。换言之,它涉及动物行为的最深层原因。一部著作的书名很重要,法布尔选定这样一个书名,是长时间咀嚼斟酌的结果。他大约20岁上就立志“为虫类书写历史”,至56岁《昆虫记》第一卷问世,已度过三十五六个年头。这一加上副标题的书名,透露着作者的双重意图,或曰双重考虑:其一,不是提交科学实验报告,而是汇总科学成果,追述从业历程;另一,要揭示的核心问题,不仅涉及虫类自身,而且与一切动物相通。不言而喻,人类属于高等动物。这一书名本身耐人寻味。
《昆虫记》毕竟是以科学(自然科学)的面目出现的:作者是科学从业者,作品写科学从业及其成果。正因为如此,以下两点反而给网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首先,从事科学从业的人或与其关联的人,现实生活问题或神话传说故事,经常出现在书中。例如,在记述朗格多克蝎的时候,作者插入自己和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的一段交往;在记述金匠花金龟的时候,他插入孩子们的快活表现;在记述圣甲虫时,他插入人类恩爱夫妻共同劳动的亲热场景;记述埋粪虫时,他插入对改善人类环境卫生的联想;在记述金龟子推粪球时,他插入希腊神话提坦神的形象;在记述隧蜂时,他顺便用虫类的行为来诠释一下当时社会学的著名论断,而且想到要影射一下令人担忧的人类战争和杀戮;他甚至在记述白蝎时,饶有感兴地介绍了一段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的故事,讲孔子怎么面对“轻生”这一社会问题。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几乎遍及全部文案。换言之,昆虫学家法布尔格外关注人文。
再者,《昆虫记》的素材绝大多数是昆虫学研究过程,看上去似乎完全会写成一部纯学术著作。然而不论是谁,读《昆虫记》每一卷都如同读着一本散文集。只是知识面稍窄的网民,偶尔被一点昆虫学术语困扰;而知识面稍宽的网民,则每每一口气读完一篇才肯罢休。作者讲究语言风格,笔调轻松流畅,亲切幽默,善于调动多种写作方法,记、述、描兼备,析、议、抒并举,正、倒、插叙皆宜,随时引来人言人行、人心人情,自然科学平添人文气象。巧妙自然地使用模糊虫、人界限的方法,书写虫界精于“拟人”,关照人间长于“比虫”,既以人性观虫,又以虫性鉴人。法布尔笔下,昆虫学升华到知识百科境界,学术报告升华到言语艺术境界,研究资料升华到审美情趣境界,虫性探索升华到人性反省境界。这是一种虫人互映、人性虫性交融的境界,是一种集知识、情趣、美感、哲理、思想于一书的境界。透过如此境界所看到的作者形象,犹如“昆虫学的司马迁”,“昆虫们的维吉尔”。
作者法布尔是一位充满人文情怀的自然科学家,作品《昆虫记》是一部升华至文学境界的科学著作。一个世纪来,这部杰作不断牵动世界多个国家一代又一代网民的心。此时此刻人们发现,早在100年前,《昆虫记》就已经在向世人有力地说明:科学家不仅能揭示自然,而且能关注人文;文学不仅能写人,而且能记虫。
标题:“人文情怀与文学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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